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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提醒我们,每个时代,社会上总有不同的极端主张,领导者一定要避免极端,不断地调整来接近中道。
《黄帝四经》首创阴阳刑德理论,提出刑阴而德阳的思想,把一年分为春夏和秋冬两段,并同德(即德政,温和的政治,体现天对万物的仁爱)与刑(即刑政,严厉的政治,体现天对万物的威严)两种治国手段相对应,主张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和赢阴布德,宿阳修刑,以符合阳节和阴节。阴阳家对汉代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很多学者在讨论汉代学术(例如董仲舒)的相关思想时,都把它们看作受阴阳家理论的影响。
四是阴阳家是阴阳五行家的简称,邹衍深观阴阳消息、明于五德之传学说即阴阳说与五行说的结合,而《黄帝四经》却只见阴阳不见五行,说明成书时阴阳说与五行说尚停留在各自独立发展阶段,未合流为阴阳五行说,但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已在《黄帝四经》中出现并比较成熟了。在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之前,这些思想就作为黄老道家的理论一直在流传和发展,后来的阴阳家接受了这些思想并纳入自己的体系,成为阴阳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自然灾异并试图进行解释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人们往往将自然灾异的原因简单说成是主宰之天对人类的警告。帛书《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 《黄帝四经》被认为是战国黄老道家奠基之作,蕴含着丰富的阴阳思想,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和阳尊阴卑是其主要内容,对后来兴起的阴阳家学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阳尊阴卑的思想大加发挥,这部分内容只能是直接承自黄老道家,同阴阳家并不相关。
《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论道家并非老庄道家,而是汉代流行的黄老道家,学术界对此早有定论。三是《黄帝四经》是道家黄老派的奠基之作,内容反映了战国中期黄老道家的思想成果,其中的四时教令等思想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以阴阳推论社会政治与伦理的史料,明显早于邹衍。钱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
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13]钱德洪:《年谱》正德五年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四册,第1236页。《年谱》同条又载: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王阳明自谓: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拘局。
在他看来,本体由功夫显现,功夫是他思想的重要内容,既重本体又注意到功夫,这与他提出的知行合一说是一致的。[59]以是非之心诠释良知。
同年致友人、弟子书信多次提及致良知,如他在与杨仕鸣书写道:区区所论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于此见得真的,真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于是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着《五经臆说》。[66]良知已经阐释的十分明确,希望弟子们各尽所能,共同推进。《传习录》载:正德十五年(1520),陈九川去虔州见王阳明,师生两人谈话涉及良知。
王阳明对他们说: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43]钱德洪:《续编四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三册,第1089页。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王阳明至南昌,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皆守旧学相疑,唐复以彻讲择交相劝。
[34]九月,他与泰州王艮及论致知格物,王艮悟曰: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修齐治平,总是格物,但欲如此节节分疏,亦觉说话太多。
王阳明回答: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他把撰成的《朱子晚年定论》付梓,此书的宗旨在于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
四、经典诠释的总结 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阳明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出征广西思恩田州二地,临行前与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畿在天泉桥上讨论所谓四无、四有,所论包括心性及格物、良知,或者说涉及他经学思想的核心,学者称此为天泉证道,可以说是王阳明经典诠释的总结。阳明说:良知非我常言而何?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37]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115页。正德六年(1511)十二月,王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归省,与徐爱论《大学》宗旨。良知及致良知虽然是以后明确提出来的,但龙场的经验至关重要,此一时王阳明心中已经蕴育,只是没有论述。
论其大本一原,则《六经》、《四书》无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范》之于《大学》而已。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
宦官刘瑾当政,他虽然能超脱得失荣辱,但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于是为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绝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
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刻古本《大学》。这里明确指出自滁州至今经反复思虑,此后致良知是他经学思想的不二宗旨。[23]王阳明:《别湛甘泉序(壬申)》,《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45-246页。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书》云‘诗言志,志即是乐之本。每以启夫同志,无不跃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验夫良知之同然矣。
良知自在人心,发明本心,开启良知才能超脱习俗。王阳明分别致信若水、叔贤,说:‘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处,却有毫厘未协,然亦终殊途同归也。
[30]钱德洪:《与滁阳诸生问答按语》,《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三册,第1031页。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
钱德洪说:辛巳以后,经宁藩之变,则独信‘良知,单头直入,虽百家异术,无不具足。[59]王阳明:《与陆原静二(壬午)》,《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02页。致此良知以求彼慊,便是致知矣。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
问:如何致?答: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嘉靖改元,王阳明居越讲学,专提致良知。
与滁阳诸生问答:或患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67]参见王阳明:《传习录中·答聂文蔚》,《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89-90页。
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传习录拾遗》载:阳明对友人说: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